张之洞是晚清政治生活中有相当影响的人物。他的人生足迹经历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五朝，步步都留下了深重的历史印痕。在“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”，张之洞是一个过渡人物。他的文化倾向，既植根传统，又景慕新学。他的政治态度，既忠于陈腐制度，又富有改革精神。于是，他身为清廷重臣，又张扬学界旗帜，先活跃于清流，又热心于洋务，最后又成为新政的主力。张之洞生命的热能，不仅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与社会经济活动中发出耀眼的光亮，还凝结为数量浩繁的有历史写述与文化探索双重意义的论著。特殊的时代、特殊的人格、特殊的经历，都使张之洞的文字具备了值得后人珍视的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。
1909年张之洞去世之后，有人即开始整理他的著述。90年来，编校张之洞全集的工作曾经先后进行了多次。1918年至1922年，作为编辑《张文襄公全书》计划之内的《张文襄公电稿》、《张文襄公奏稿》、《张文襄公公牍稿》、《张文襄公函稿》（合称《张文襄公四稿》），以及《广雅堂骈体文》、《广雅堂散体文》、《广雅堂杂著》（或合称《广雅堂集》）相继问世。1928年，收录张之洞论著14种229卷的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出版。1990年，河北人民出版社开始着手组织编辑出版《张之洞全集》。经过百余名学者多年辛勤工作，终于在1998年8月将总计15种299卷、附录6卷，精装12册，全书近800万字的《张之洞全集》付诸发行。
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部《张之洞全集》，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完全、整理最精当、编校最认真的有关张之洞一生著述的煌煌巨著。《张之洞全集》的面世，为近代史学者提供了较为集中的研究资料，对于所有关心近代中国历史文化，希望更多地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与演进历程的人们来说，无疑也是一个好消息。
张之洞不仅在政坛有活跃的表演、于实业有重要的创获，对学界也有非凡的影响。因而《张之洞全集》的整理出版，不仅有政治史、经济史、社会史的意义，也有文化史、学术史的意义。
张之洞平生文字，据说“多论政事”，“兼及文艺”，然而其中“论学”之作，尽管“立言矜慎”，“从不妄下丹铅”，仍然有较大的份量，是我们在考察近代学术史时不能忽略的。其《劝学篇》、《书目答问》等曾经风行海内，有较大的影响，现在看来，依然有重要的价值。
回顾自张之洞所处的时代至今，百多年来，政事沧桑，学风变化，但是真理之追求、学术之建设，似乎还是需要一种登百重之楼、立千古之事的精神。
有人说，张之洞“生平精神所寄，尤在振兴教育，储养人才”。他采用西方教育体制，制定了中国史无前例的第一个带有近代教育色彩的《癸卯学制》，从而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。不过，这种对教育的重视，仍然不能超越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束约，因而如鲁迅所批评的：“学了外国本领，保存中国旧习，本领要新，思想要旧”（《热风》）。在社会文化方向的总体设计时，张之洞所主张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原则其文化内质和历史影响，现在仍然是值得我们深省的。
如今，回顾和反思张之洞生活的时代的历史文化轨迹，是有必要的。这应当也是学界欢迎《张之洞全集》出版的原因之一。
（张岂之：西北大学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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